在監管層一系列緊縮政策接連祭出之后，各項宏觀數據卻未能如其所愿地回落。10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仍然再現6.5%的年內高位，實際負利率水平進一步上升。而且，10月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增加1361億元，創歷史同期最高水平，成為固定資產投資與資產價格過快增長的“助推器”。
　　在經濟指標“高燒”不退的格局下，央行再次動用加息工具幾乎已經成為業界的共識。而今后的加息是否能起到良好的調控作用，關鍵在于央行是否能夠繼續選擇不對稱加息方式，以縮小存貸款利率的絕對差額，抑制商業銀行擴張貸款的沖動。
　　央行年內已經實施了五次加息，然而結果卻是讓一年期存貸利差的絕對值達到了3.42%，處于近20年來的高位。值得關注的是，活期存款利率經常被“忽略”。數次加息，活期儲蓄存款利率卻長期保持在0.72%的歷史最低位，僅在今年7月21日提高了9個百分點，由0.72%上調到0.81%。這與貸款利率動輒提高27個基點相比，差別非常明顯。
　　在存貸款利差擴大的格局下，商業銀行能夠通過銀行內部由存轉貸的機制，攫取巨額利息收入。有媒體披露，13家在境內外上市的國內商業銀行上半年實現利潤1344億元，同比增長57%。其中，招商銀行、興業銀行、深圳發展銀行3家上市銀行上半年實現的凈利潤同比翻番，大部分上市銀行凈利潤同比增長幅度都在50%以上。這些上市銀行中期業績報告中都明確承認，利差、凈息差是利潤大幅提高的原因，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央行上半年兩次加息提高貸款基準利率，同時活期存款比例提高降低了負債成本”。既然商業銀行能夠利用高額的借貸利差坐享大規模盈利，自然會樂此不疲。這一現狀培養了銀行的惰性，阻礙了商業銀行向零售和中間業務轉型的進程。
　　銀行業在微觀上是謀求商業利益的企業，但在宏觀上則屬于貨幣供給創造的重要一環。央行出于緊縮目的的加息舉措，如果在商業銀行這一環節出現效果虛置，甚至是背道而馳，將會讓宏觀緊縮的目的在微觀層面上落空。規模龐大的居民活期存款加上日益加大的利差收益，商業銀行作為利益企業自然不會去考慮管理部門貸款投放的規劃，而只是簡單地選擇大量放貸獲取利潤。這才是最終導致新增貸款遠超調控部門政策規劃的體制性原因，最終導致了各種經濟指標“越調越高”的結局。
　　與世界成熟市場相比，我國目前的利差水平是明顯偏高的。更為關鍵的是，活期存款與貸款利差的加大，已經開始影響社會資源配置的公平性。由于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完善，為了能夠隨時支付醫療、教育、養老等費用，民眾因此更加偏好流動性強的資產，目前活期存款已占金融機構各項存款的40%左右。對于銀行而言，越來越大的利差為其帶來了巨大的盈利空間，社會財富迅速向銀行部門聚集。而與此同時，其收入的來源卻是低收入民眾因預防性需求而存入銀行的活期儲蓄。在活期存款利率原地踏步的格局下，民眾通過存款分享社會財富增長的機會受到抑制。最終造成的格局是，普通民眾用微薄的勞動收入補貼了銀行的巨額利潤，不合理的利差問題導致了社會資源配置公平性的惡化。
　　加息作為各國普遍使用的傳統貨幣工具，其調控機理受到公認。但是在當下的中國，如何加息卻更像一道關乎社會公平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