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要努力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央行和銀監會也在試圖落實相應措施。當前社會融資成本普遍較高，已經使得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供血”功能，逐漸扭曲為“抽血”效應。這里當然涉及到資金供求失衡的問題，但其實質卻是結構性的。即一方面我國的金融資源供給從整體上看并不缺乏，另一方面許多經濟部門、領域或行業卻出現嚴重的“融資難、資金貴”的現象，這就表明了金融資源的流動通道出現了阻滯和不暢。這種金融資源配置的結構失衡，可以通俗地理解為引導金融“灌溉”的“水利設施”出現問題。

　　從金融角度看，雖然監管部門提出的措施很重要，但更需要關注金融結構的根本性問題。首先，金融資源流動渠道不暢導致了眾多領域融資成本上升，其原因又是金融“主渠道”過度由銀行所主導，缺乏眾多的“分渠道”，一旦出現“主動脈硬化”甚至“血栓”，則必然引起經濟肌體的病變。對此，應跳出過去的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概念，因為在我國特殊的情況下，無論在股市還是債市，銀行仍然是直接金融的重要主導者。歸根結底要處理好銀行融資與非銀行融資的結構關系，應當適度降低銀行主導的融資模式，改變銀行業整體上“大而不倒”的局面。

　　當然，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短期內難以徹底轉變，由此還需認識到，對于整個銀行業來說，無論是作為資金需求者，還是信貸產品的供給者，都在某種程度上擁有壟斷競爭地位，這就使其對于存款者和貸款者都有突出的價格談判優勢，因此也難以有助于達成相對公平的資金價格。應該說，當前所謂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在某種意義上并非問題的關鍵，而更應該著眼于推動構建一個走向充分競爭的銀行融資市場，完善資金定價權談判機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金價格形成中的基礎作用。

　　歸根結底，產生矛盾的根源是價格“多軌制”，而推動利率市場化則是重中之重。當然，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內涵遠不止存貸款利率定價問題，市場化的產品創新、市場化的交易主體及行為、足夠容納各類資金交易的市場、市場化的貨幣當局政策選擇，這些都是改革能否成功的重要前提。

　　另外，繼續有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開放，也是題中應有之義。雖然當前對于這一改革的進程與速度，學界還存在很大爭議。但是從長遠來看，正是由于跨境資金流動仍存在形式上的“堤壩”，因此仍能夠維系境內的高資金價格，并且引發了熱錢、跨境套利等一系列問題。在打通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的多余“堤壩”之后，進而在通過構建“池子”有效“防洪”的前提下，適度打破境內外的資金“堤壩”，自然會促使境內過高的資金價格“水位”有所抑制。

　　雖然政府和監管部門在著力推動社會融資成本降低，但是就制度層面來看，應該堅持兩方面基本原則。一是在促進融資成本降低、強調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過程中，要避免行政性的干預，實現金融發展與金融監管的分離。我國金融改革中面臨的誤區之一，就是把改革與風險控制都集中在監管部門，造成內部政策目標沖突。強調控制融資成本，是要創造良好的金融發展環境，引導金融機構的市場化合理運作，而不是犧牲市場金融原則來達到目標。

　　二是以市場化金融運行為主，政策性金融運行為輔，共同服務于既定目標。正是由于前述原因，在依靠商業金融原則難以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情況下，就需要運用政策性金融機構或工具，由政府適當分擔金融服務成本。作為市場機制尚未完善的發展中經濟體，我國亟需防止政策性金融改革走向極端。

　　為什么在較高的融資成本壓力下，當前我國經濟仍然能夠前行呢?無非可歸結幾方面原因，比如確實存在技術創新導致生產效率提高的領域、依靠“借新債還舊債”的勉強維持、大量自然資源迅速進入到交易市場中帶來的增長“幻覺”。由此來看，降低社會融資成本的金融作為，只是解決當前矛盾的技術手段，更加治本的思路，則是弱化經濟金融的“龐氏特征”，扭轉過度依賴自然資源大規模市場化及貨幣化所支持的增長，真正努力增強經濟創新能力，激發民間資本的活力，提高微觀企業的投資回報率，才能使得金融與實體經濟運行逐漸走向正常軌道。

　　進一步來看，在長期經濟增長率逐漸下滑的大背景下，企業投資的邊際回報率也在下降。而在原有投資拉動型經濟模式的轉型中，企業發展普遍進入粗放型，現代化、規范化、國際化的企業并不多。同時，政府資產負債表的膨脹，也對企業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因此，必須努力推動企業部門提供投資回報率，實現投融資良性循環。從增長的角度來說，只有促使企業部門形成更加高效的生產能力，順應市場需求，才能促使金融與實體之前建立良性互動關系。

　　筆者認為，從中長期來看，比降低融資成本更加重要的問題，一是應該建立合理的社會資金價格市場化形成機制，二是不斷弱化政府和國有經濟的“擠出效應”，為民間投資良性發展創造條件，并且有利于就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