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目前中國經濟形勢，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得出的結論大不同。不過，中國經濟從超高速增長逐漸過渡到低于8%的高速增長，當是全球范圍內一種自然回歸的必然結果，這應該已是共識。在全球范圍內，凡經濟增長率在5%以上的，都可稱得上高速增長，尤其是那些主要和重要的經濟體，如經濟增長能穩定在3%以上，已是了不起的成就了。因此，對依靠超高積蓄率、超高投資率和各種出口措施促成的超高速增長，不能視為常態，要正視和順應經濟回歸正常增長和發展的大趨勢。

　　事實上，從在當下一些經濟指標中，已可看出我國在告別過去非常態的增長。比如2012年后被廣為重視的三大指標之一的鐵路貨運量指標。據《財新網》報道，一位中國鐵路總公司人士4月11日透露，今年一季度，全國鐵路貨運發送量完成9.571億噸，同比減少3.71%;貨物發送量完成9.567億噸，同比下降3.56%。其中，國家鐵路貨物發送量完成7.73億噸，同比下降4.45%。中鐵總公司人士稱，無論全國鐵路貨運發送量，還是國家鐵路貨物發送量，抑或全國18個鐵路局貨運發送量，以上不同口徑的貨運發送量數據均為十年來的谷底。鐵路貨運與季節密切相關，按以往經驗，一季度數據一般是全年的最低值，其后會依次攀升，三、四季度可達到峰值。但今年一季度貨運同比下滑趨勢過于陡峭，超出往年季節性因素影響的范圍，可見中國整體經濟形勢不容樂觀。

　　對此，應當看到這種增速回落是經濟規律的體現，畢竟，依靠畸高投資率和各種促進出口措施導致的超高速增長不具有可持續性。但是，對此也有另類的解讀。如近日美國美林銀行的一份研究報告就說，中國政府僅在今年就已為反貪腐行動付出1000億美元的經濟代價。美林銀行引用政府存款、事業單位存款、GDP增速與財政收入等4個面向交叉分析，認為其中最值得留意的是政府存款和事業單位存款不尋常的高增長，到今年2月止，分別年增28.3%和23.6%。美林銀行的解釋是，因為貪腐的官員擔心成為打擊目標，害怕被當成腐敗對象，所以這些人干脆把公共資金存進了銀行，把貪污款項存入銀行，而甚至連那些誠實的不貪腐的官員也不敢開始新的項目。美林據此斷定，反腐與掃黃已讓中國的官員現在不敢有作為，各項建設計劃無法依照預算執行，因而才導致大量財政結余，此舉無疑與減少財政支出無異;事業單位也不敢確實執行預算，造成大量結余款;換言之，財政結余多相對等于說預算執行不力，各項經建計劃可能受阻。

　　美林銀行據此還估計，禁止公款消費和減少行政支出的命令使得中國國內消費急劇下降，反貪腐至少導致今年經濟增長減少0.6至1.5個百分點，因經濟活動減少帶來的損失可能會有1350億美元。美林銀行為此建議，中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逆轉這種財政緊縮，特別是把閑置財政資金花費在社會福利項目上，比如保障性住房、醫療補助、城市基礎建設。

　　美林銀行的部分分析在某些方面有一定道理。去年3月，就有過報道，說三公禁令致高檔消費遇冷，滬深股市主打高檔餐飲的某上市公司顧客一夜之間消失。而最新數據顯示，該高檔餐飲公司2013年巨虧約5.7億，凈利潤比上年度下降788.86%，而2012年該公司盈利1.09億。此數據折射一個現象，即反腐對于畸形的、奢華的高消費，確有一定程度的遏止作用。

　　但是美林銀行的結論不無偏頗。因為，雖然他們也認為從長期來看，反腐運動有利于中國經濟增長，這當然是正確的看法，但其為中國經濟短期所開的藥方卻是錯誤的。因為把閑置的財政資金花費在社會福利項目上，實際上還是一個財政支出的方向問題，根本不能解決當前財政稅收和經濟結構的根本問題。

　　多年來，我國的財政收入增速大大高于GDP的增速和國民人均收入的增速，有幾年財政收入增速甚至達到GDP增速的兩倍左右。這說明社會每年創造的財富，越來越多地流向了財政收入，而普通人群在社會總財富占有的比例就越來越少，致使基尼系數會變得越來越畸形。而事情明擺著，只有當社會普通人群占有財富的比例越來越高時，掌控關鍵資源的腐敗行為的空間才會縮小。更重要的是，只有普通人群占有的財富比例提升，全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才會提升，這將從根本上推動經濟較快增長，而貪腐往往熱衷于畸形的超級奢華消費，以及利益輸送并轉移至海外等等，在長期內必然導致經濟減速。

　　所以，反腐有助于中國經濟長遠的健康的增長。至于短期經濟波動，大可通過提高普通人群的收入和財富比例的辦法來解決。提高普通人群和收入和財富比例，實質上就是結構化改革，是調結構的核心和本質所在，其抓手或突破口，便是全力推行財稅結構的改革：降低企業各主要稅種的稅率，降低消費類稅收的稅率，降低物流類的各類稅費，還要盡量降低個人所得稅的稅率、提高免征額等等。如果能推行以減稅為根本目的的調結構改革，則既會大大縮小貪腐的空間，穩增長效果更立竿見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