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保監會相關人士表示，截至6月底已有九家保險公司在21個省開展大病醫保，覆蓋人數已超2億。但在近兩個月開展招標的浙江湖州、貴州畢節等地，由于商業保險公司放棄項目中標資格、實質響應的投標人數不足，不得不啟動二次招標，而流標的原因據說是政府和險企在價格上談不攏。
　　所謂大病醫保是指在基本醫療保險之外，投保人再向商業保險機構購買大病保險，但保費需通過政府招標選定的準公共醫保體系。從大病醫保的設計上看，它可覆蓋基本醫療保險目錄不包括的嚴重疾病和特殊藥品，但在已開展大病醫保的地區，多數險企的保障范圍僅限于基本醫保目錄內的病種和費用，讓該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
　　為何部分險企對承辦大病醫保態度謹慎？大病醫保對險企資質要求高也許是原因之一，但更大可能是險企在保費設定方面或許遇到尷尬。大病保險有公共福利保障性質，曾被險企視為利好消息，因為廣大城鄉居民的參保可帶來高額保費，但根據政府規劃，險企的盈利率受到控制，即遵循收支平衡、保本微利為原則。同時，大病醫保又不允許險企進行風險篩選，不管過去有無既往病史都要納入保障范圍。商業保險機構要遵守微利規定又要保證不虧損，平衡很難把握；而且大病醫保面臨格雷欣效應，即青壯年認為自身患病率低而不愿入保，而身體健康程度差的則傾向于入保，進而使保險公司難以有效發揮大數原則。
　　在這一點上，已實施七年的交強險就是一個前車之鑒，交強險要求保險公司做到“不盈不虧”，但保險公司在實踐中做不到，反而遭受了巨額虧損。問題的癥結就是“前端政府定價，后端企業經營”，政企職能錯位。
　　大病醫保的本意是要發揮商業保險的專業性和效率優勢，但政府如果賦予其過多公共服務色彩，就會影響這些優勢的發揮，讓商業保險機構或者選擇逃避，或者不能保證保險力度，例如不為目錄之外的大病承保，或者是以后患者在報銷時會遇到拖延或其他麻煩。
　　除價格外，險企的另一個重大考慮也許是道德風險，即醫院為獲利而進行不必要的治療，增加醫療費用。而在公立醫院掌握壟斷優勢的情況下，險企與醫院的地位極不平衡，難以對其監督，更無法遏制醫院亂開藥、亂檢查等現象。
　　簡單地要求險企承擔企業社會責任既行不通也不公平，政府應負起更大責任，給予險企保費設定靈活性，同時要加快醫療市場化改革，結束壟斷和審批、監管導致的看病貴、藥價虛高，這樣既能減輕老百姓的壓力，也能降低險企在承辦大病醫保時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