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福生科和平安證券的這場償付，在國內資本市場史上是第一次，它實質上是券商本身、虛假陳述行為人通過券商共同實施的一次有效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的行動，在目前無法實施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件集團訴訟的情況下，是依靠行政監管的威懾力并以市場化的手段走出了一條投資者零成本獲取補償的和解之路，具有創新性、示范性與里程碑意義，對保障優質企業上市、完善投行保薦質量，具有積極意義。
　　萬福生科案補償基金的形成，解決了欺詐上市后的賠付方式問題，即通過保薦人先行償付適格投資者，在取得優先求償權后再向虛假陳述行為人求償的方式，從而快速低成本地完成投資者賠償事宜。
　　結合本次萬福生科案的補償方案，筆者覺得，下述事項值得考慮。
　　其一，對于涉投資者權益保護的重大事項，宜經過聽證調查程序。
　　其二，可以借鑒訴辯交易制度，凡是事后虛假陳述行為人實施的賠付措施較主動、較全面、較及時的，相應的行政處罰可適度從輕。
　　其三，推動投資者保護協會的成立，在涉投資者權益保護的重大事項制定與實施過程中，代表中小投資者發表意見，表明立場。
　　其四，建立專門的虛假陳述、內幕交易、操縱股價民事賠償基金，其功能：一是在證券欺詐案件發生后，可以作為基金管理人身份參與，接受證券欺詐行為償付行為財產抵/質押與資金托管，實施向投資者賠付事宜。二是在訴訟過程中，在法院無法減免訴訟費的情況下，對已起訴了的投資者實施墊付訴訟費，墊付的訴訟費在執行階段收回。三是在證券民事賠償案件判決后，出現執行難時先行向投資者買斷債權，完成支付，并取得優先追償權。
　　另外，本次萬福生科案的補償方案，實際上使中國證券民事賠償訴訟十二年間最接近地站到了集團訴訟制度的大門口。應當為推動集團訴訟制度嵌入民事訴訟法中而努力。
　　事實上，方案中受到質疑的如何告知與涵蓋所有受害人問題，在現行民訴法條件下無法解決，只有引入集團訴訟，方可解決。萬福生科案的補償方案中雖然有電子化的優勢，仍離不開共同訴訟的框架，即“明示參加，默示退出”，意思是受害人參加和解或訴訟必須表示，不參加則只不必表示，推定放棄。而集團訴訟之所以能涵蓋所有受害者，是其制度設計成“明示退出，默示參加”，意思是受害者不想參與要公開表示，要參加則不必表示，不表示則推定不參加。
　　筆者認為,今后，若在賠償范圍確定后，用軟件設計出一個賠償計算方案，在法院或基金管理人主持下，由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直接根據投資者買賣記錄計算出損失額，再將款項劃給全體受害人，則是一件完滿的事情。
　　此外,筆者建議,盡快制訂出臺《投資者保護條例》或《投資者保護法》，使投資者權益保護的規定更加細化。
　　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司法解釋《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實施11年來，據不完全統計，約有15000多名投資者成為了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的原告涉訴標的約在15億元左右，約有95家因虛假陳述被處罰或被制裁的上市公司被訴應該進行這一司法解釋，對推進證券民事賠償的進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同時，修訂該司法解釋的工作亦提上議事日程。而今次的萬福生科案的實踐，也為司法解釋的修訂，提供了很好的標本。筆者認為，至少包括如下方面。
　　其一，應當充分肯定和解新模式。過去，在證券民事賠償案件中，通常是在法院主持下的庭內和解或庭外自行和解（少數），萬福生科案補償方案的實踐表明，運用行政監管的威懾力，快速而低成本地完成投資者補償事宜，是可行的，它可以為訴訟分流，因此，探索和解新模式與保持監管威懾力是互動的。
　　其二，應該鼓勵保薦人、實際控制人、控股股東償付股票，股票質押付現或回購股份等方式完成對投資者的賠付，以股份來賠付，對上市公司的震動與現金流壓力相對較小，被告方心理上也易接受，反之，被告方抵抗心理則較強。
　　其三，依據最大補償原則，采用了最寬泛的適格投資者認定范圍與方法，值得借鑒。以往大多數證券民事賠償案件都只認定一個揭露日，賠付從一個實施日到一個揭露日計損，謂之“單線”，或者有少數案件是多個實施日分別至多個揭露日計損，互相之間是同向前后關系，謂之“串聯”（如大慶聯誼案、東盛科技案），而這次萬福生科案的補償方案，采用了一個實施日至分別不同的多個揭露日計損，互相之間是同向并行關系，謂之“并聯”，從而使補償范圍最大化，也解決了多實施日至多揭露日計損的分歧。
　　在以往的司法實踐中，賠付不足是普遍存在的問題，重新以最大補償原則計損，廢置系統風險因素，甚至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都是向投資者利益傾斜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