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中國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步伐不斷加快。去年，中國央行兩次調整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及其浮動區間，擴大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并推出人民幣對日元直接交易，從2013年4月10日起人民幣對澳元也可以直接交易，澳元成為除美元和日元外，人民幣可以直接兌換的第三種國際貨幣。實現市場化改革導向的戰略性轉變，走向公平可持續的市場經濟，對金融體制提出了新要求。選擇合適的時機，適時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是我們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工作。
金融體制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而人民幣價格形成機制改革是金融體制改革的核心。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發展和經濟開放程度提高，利率和匯率作為最基礎的貨幣資金價格，已成為資金配置的重要調節指標。優化利率和匯率形成機制，關系到金融市場配置資金的效率。建立人民幣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關鍵在于推動人民幣的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通貨膨脹率長期高于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一年期存款實際利率跌至負值，負的實際存款利率給儲蓄者帶來了高額的隱性稅收。在儲蓄者群體里包含了幾乎所有的中國家庭，而這些數量龐大的家庭在銀行體系中基本屬于凈存款者。與此同時，較高的通貨膨脹率也在降低實際的貸款成本，這為房地產和其他資本密集型行業的投資提供了補貼，固化了投資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阻礙了產業結構向服務業為主的調整和消費需求的擴大。
對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最多的擔憂便是市場化改革之后出現的人民幣大幅升值問題。許多人認為人民幣升值會對勞動密集型等出口行業產生不利影響，從而減少非農就業，損害政治穩定。實際上，隨著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發展，非農就業增長率是呈下降趨勢的，從1991至2001年間的3%下降到2001至2009年間的2.7%。這是因為服務業的勞動密集度遠高于制造業，但是服務業的發展程度卻遠不及制造業，近年來服務業就業不足現象愈演愈烈。另外，即使人民幣升值造成出口萎縮，縮減貿易部門就業，但只要采取漸進穩步的升值途徑，同時政府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填補貿易部門的工作崗位減少，給非貿易部門留足時間培育就業機會，總體上不會降低就業率。
人民幣價格形成機制改革落后，限制市場力量發揮作用，造成了潛在的金融扭曲。拖延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將大大提高未來結構調整成本。巨額的外匯儲備、艱難的調控選擇，都在加劇金融系統的風險。人民幣價格不能徹底理順，資源要素就不可能得到最優配置。作為一個開放的大型經濟體，中國的可貿易品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過高，低估的匯率增大貿易部門的盈利能力，這會吸引投資向制造業集中，而服務業投資比例會因人民幣匯率偏低而下降。這都會加大經濟結構調整的成本和難度。
但是，改革面臨很大阻力，特殊利益集團會竭力阻撓新政出臺。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帶來匯率升值，會遭到貿易部門和出口導向型產業比重較高的省市反對；利率市場化使得存貸款利率升高，導致投資成本提高，將打擊房地產業發展，這會降低房地產的優先級資產地位，嚴重依賴土地財政的地方政府和主營房地產業務的國有企業會大加阻撓；截至2010年年末，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額約為10.77萬億元，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必然會加重地方政府債務的還本付息壓力。此外，政府各部門利益也會作怪，擔負有就業、出口等職責的部門也會跳出來反對改革。
人民幣價格市場化改革已經箭在弦上，沒有回頭路。未來我國要建立一個公平可持續的市場經濟體制，就要求在金融體制改革中必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推進人民幣價格市場化改革，要堅持在市場主導的基礎上發揮政府作用，而不是在政府主導的基礎上發揮市場作用，逐步削弱政府對利率、匯率的管制，應當追求市場主導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導下市場的有限作用。這是金融體制改革也是人民幣價格市場化改革的基本方向。
當前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深水區。現在的改革觸及到一些深層次的矛盾和重大利益的調整，推進人民幣價格市場化改革，更需要破局的銳氣和改革的意志。推進人民幣價格市場化改革，既需要在制度設計上進行一定突破，又需要積極培育各方條件，創造出良好的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環境，同時沿著漸進性的步驟，逐漸提高銀行等市場主體對利率和匯率市場化的適應能力，提高金融機構的定價和風險管控水平。從國際經驗看，許多貨幣價格市場化成功的國家，遵循的都是漸進式改革，在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穩定時邁出改革的關鍵步伐。推進利率市場化必須考慮到市場波動以及金融機構的承受力，匯率市場化則需遵循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原則。
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人民幣國際化，這“三化”問題環環相扣，需要統籌兼顧、穩步推進。歷史和國際經驗均表明，利率市場化與匯率改革、資本賬戶開放是協調配合、相互促進的關系，下一步應繼續協調推進這三項金融改革。此外，還要推進實體要素價格市場化改革，這也是金融體制改革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