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投資是工業發展的重要途徑和基本手段。近年來我國工業投資規模大、增速快，在穩增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工業投資規模的擴大和增長速度的提高，我國工業投資的效率呈下降趨勢。賽迪智庫認為，近年來我國工業投資之所以投資效率不高，主要癥結在于投資結構和投資增長方式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在以大規模投資驅動工業發展的模式難以持續的情況下，應正視工業潛在增長率下行帶來的挑戰，高度警惕上一輪經濟周期推動的工業擴張性投資的后遺癥。
從總體上看，近年來我國工業投資主要體現為投資規模大、增速快，占社會總投資比例逐年上升，東中西部投資均大幅增長，對經濟發展影響日益擴大，在穩增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工業投資規模的擴大和增長速度的提高，從投資的經濟效率、社會效率、環境效率等綜合來看，我國工業投資的效率呈下降的趨勢。換句話說，近幾年我國的工業投資效益并不理想。
首先，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經濟效率整體下降。工業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從2010年的0.251下降到2011年的0.216，即每1億元的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僅提高0.216億元，比2010年少增加350萬元，說明在我國工業投資規模增大的同時，資本投入的生產效率卻在降低。此外，從全國整體投資效果來看，也在下降（2011年每1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GDP僅增加0.233億元，比2010年少增加140萬元），但是下降幅度小于工業，表明工業固定資產投資效益的下降是影響我國所有行業投資效益的重要因素。工業固定資產交付使用率從2009年的66%下降到2010年的63.8%，下降2.2個百分點，表明我國工業固定資產的動用速度放緩，建設過程中的工業投資效果下降。工業項目建成投產率從2009年的64.2%下降到2010年的62.9%，下降了1.3個百分點，表明我國工業建設單位的建設速度放緩，工業投資效果下降。
由于投資對工業經濟增長有明顯的帶動作用，因此投資效率的下降對工業增長產生較大影響。通過計算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即資本存量的邊際產量，可以衡量投資效率。從1994年到2010年，工業的資本邊際生產率的波動比較大，特別是在1998年金融危機時期。1998年資本邊際生產率為1.6，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下，1999年該指標驟降至0.6，表明工業經濟的投資效率有所下降。2003年至2007年，工業經濟的資本邊際生產率表現比較穩定，在1左右上下波動。2008年至今，指標值持續小于1，表明投資效率又出現下降。
第二，工業投資社會效率降低，單位資本就業能力在減弱。工業一直是吸納就業的重要支撐和有力保障，2011年，我國工業吸納就業8983.9萬人，是2005年的1.3倍；本世紀以來，工業從業人員年均增速大幅提高，由“十五”時期的2.3%提高至“十一五”時期的5.2%，上升了2.9個百分點。雖然就業的整體規模在增長，但是從資本對就業的吸納能力看，1993年以來單位資本的就業量一直呈下降趨勢，從0.6人/萬元下行至目前0.1人/萬元的水平，表明資本吸納勞動的能力呈衰減的趨勢。從工業投資就業系數來看，2005年以后有明顯的下降趨勢，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甚至出現負增長，2010年雖有所提升，但2011年又呈現負增長，且下降幅度比2009年更大。
第三，工業投資的環境效率未見明顯提高。從工業投資的環境效益來看，2010年僅工業投資固體廢物排放系數有所下降，表明工業固體廢物排放強度有所下降，其余指標均有所上升，其中工業投資能耗系數由0.1298上升至0.1323，工業投資水耗系數由-0.0001上升至0.0006，表明我國單位工業投資的用能和用水壓力在加大；工業投資二氧化硫排放系數和工業投資廢水排放系數出現明顯增長，表明我國單位工業投資的廢氣、廢水排放強度有所提升，環境壓力依然較大。
近幾年，我國在工業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雖高度重視節能減排，但工業投資的節能減排成效較不理想，單位工業固定資產投資所消耗的能源以及排放的廢水和廢氣均未明顯減少，特別是近兩年反而變得突出。
近年來我國工業投資之所以投資效率不高，主要癥結在于投資結構和投資增長方式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工業發展速度、規模和質量、效益失衡的問題日益突顯。
首先，投資總量的快速增長并沒有伴隨產業結構的改善，重化工業大幅擴張導致的資源能源和環境風險不容忽視。現階段我國的投資率即使與日本、韓國在工業化加速階段的水平相比，投資率都處于偏高水平。如日本1961-1973年經濟增長率為9.7%，平均投資率為34%，韓國1966年-1979年經濟增長率為9.2%，平均投資率為30.4%。近年來我國工業的快速增長，是一種非常依賴低成本要素投入和規模擴張的增長方式，導致了對低成本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還產生了諸多重大失衡，包括產業結構失衡、儲蓄與消費等重大比例失調，對中國工業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構成巨大的隱患。
其次，工業投資增長的方式仍然屬于外延型的增長，工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在投資增長的方式方面，與上世紀90年代相比沒有根本的改善。從擴大生產與技術改造的反差來看，生產性投入的生產要素組合優化甚至還有所惡化。2011年，工業投資中外延性投資（新擴建）比重是改建和技術改造投資的三倍多，這說明當前工業投資的外延性特征仍然十分明顯。與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技術改造比重大幅提升的普遍規律相比，我國工業投資中的如技術改造比重提升過慢，如美國在1947-1978年間技術改造投資占總投資比重高達69%，西歐各國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也達到了50%左右。
當前工業投資增長方式轉變滯后的另一表現是近年來我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出現下降。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包括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和生產創新以及人的素質提高等。由于對技術和研發的投資與工業強國相比仍然處在較低水平，因此難以支撐我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增長。未來由于人口紅利的消失以及工業的資本邊際生產率的下降，以規模擴張為主導的粗放型工業增長方式勢必走向盡頭，依靠資本和勞動力兩個要素大規模投入來推動經濟增長的路徑將無法繼續提升我國工業的國際競爭力。
最后，嚴重的產能過剩導致資源的極大浪費，一些大型工業企業有可能出現資產負債表危機。近年來，包括國有企業和一些大型的民營企業，在基礎設施和房地產建設熱潮的帶動下，在地方政府的推動和支持下，在鋼鐵、水泥、能源、化工等重化行業大規模投資，快速拉高了社會要素成本，大大提高了企業經營成本。據分析，目前一些裝備制造企業的盈虧平衡點節節攀升，如挖掘機企業的盈虧平衡點從兩年前的1000臺到現在的3000臺以上；叉車的盈虧平衡點已經上升到10000臺。
同時，由于過度投資，目前我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十分嚴重，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根據IMF的測算，我國制造業平均有近28%的產能閑置，35.5%的制造業企業產能利用率在75%或以下。當前嚴重的產能過剩是上一輪經濟周期推動的擴張性投資的后遺癥，說明前些年的投資中出現了大量的錯誤投資、不當投資，對我國工業的可持續性發展構成嚴重的挑戰。
未來一段時間，在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而市場需求大幅萎縮的情況下，由于工業企業盈利能力持續下降，同時負債率持續上升，一些重化行業的大型企業高負債高投資累積的債務風險不容忽視，很有可能陷入資產負債表危機，進而將波及到工業經濟增長的穩定性。中國企業聯合會發布的數據表明，2011年中國制造業企業500強收入利潤率為2.90%，比上年降低了1.24個百分點；資產利潤率為3.18%，比上年降低了1.22個百分點。財政部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7月全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為64.6%，比上年同期提高0.7個百分點，整體已經處于偏高水平。而一些行業已經被負債率飆升所累，如光伏制造企業負債率超過90%。其他如鋼鐵、火電、工程機械企業的負債率也很有可能急劇惡化。2012年6月末，我國大中型鋼鐵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67.99%，同比提高2.09個百分點，如果按此速度提高，明年就可能達到70%這一國際通認的風險警戒線。當前在船舶、鋼鐵等行業的一些大中型民營工業企業出現不少倒閉的情況，說明我國工業尤其是一些重化行業的工業企業依靠低端制造、低成本、大規模擴張的模式將難以為繼。
從2002年開始，我國進入重化工業時代，國有企業中的一些大型企業在重工業及化工業領域大幅擴張，并享受到了行業快速發展與周期繁榮的紅利。目前來看，這一波重化工業紅利的周期正走向波谷，高速度發展高利潤增長階段已經終結。我國重化工業產能大幅擴張帶來的資源浪費以及經濟持續下行壓力，可能導致重化工業工廠出現大量倒閉的危機，這值得我們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