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與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聯合組成的“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課題組，發布了他們最新的調研報告——《困境與行動——新生代農民工與“農民工生產體制”的碰撞》。課題組在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大城市中的農民工進行抽樣調查，并對珠三角地區的農民工生存狀況做了深入的田野調查后發現，相比于老一代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的行動取向格外突出，表現為更頻繁地參與維權行動、更為主動地進行勞資博弈。（《中國青年報》8月21日）
　　在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轉型期，農民工問題是一個繞不過的社會問題。而如今隨著老一代農民工的退守田園，新一代農民工涌入城市，傳統城市在城市建設面貌煥然一新的同時，必然面臨著真正的城市化轉型難題。
　　這一次的課題研究，更為準確全面地描繪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新臉譜——他們從根本上是疏遠農村，親近城市的；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與企業和國家的關系均已不同于老一代，正面臨著一個重新建構的新機遇。新生代農民工更為現代，他們甚至自認就是城市新白領。在消費習慣和行為方式上，在思維方式、透支消費、工資福利期望值、介入勞資爭議等方面，他們與城市年輕人已經同質化。準確地說，這一批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是“農皮城心”的城市人，已經不能或者不愿回到農村，他們早已用新城市人的行為方式叩響著舊城市閉鎖的城門。
　　顯然現在最大的麻煩是，城市管理體制仍然沿襲的是舊理念。在當下中國，任何一個口里念叨要建設國際大都市的現代城市，都不恰當地安裝著一個無形的舊城門。在這個舊城門的蔭庇之下，企業方面可能也最愿意沿襲針對老一代農民工曾經十分奏效的“工廠權威管理體制”，認為農民工工資可以開得更低，生活條件可以更馬虎，文化生活與勞動權利可以付之闕如。而相應的，城市管理者們，仍然將這批從心理上早已疏遠農村的新生代農民工視為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工，也最樂于用老土的戶籍管理措施、城鄉差別觀念來對待他們，這種只接納勞動不接納勞動者的狀況，不僅是新生代農民工之痛，最終也可能關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新白領已經叩響了新城市的舊城門，如何真正接納新生代農民工？在前述調研報告中，專家們已經給出了權威答案：賦予新生代農民工企業公民與社區公民身份。“企業公民”是指新生代農民工不僅是勞動者，而且還享有公民權利，有權就自己的工資、工作條件和其他相關問題提出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權按照市場經濟的契約精神，對工資進行集體議價協商。“社區公民”身份主要指他們有權享受城鎮居民所享有的各種社會福利，這包括農民工及其子女有權在城市中平等地享受包括教育、醫療、住宅等在內的各種公共服務。總之一句話，如今你還拿新生代農民工當農民工，你就錯了，因為他們早已是新產業工人、新白領、新城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