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零點研究咨詢集團董事長袁岳在做客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時表示，政府不應該再管社會那么多，而應該用新的方法去管社會，“在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時代，‘愛管閑事’的人是財富。重要的是激發社會的積極性，讓更多社會上愿意服務的人來做事。通過社會活動發現那些愛為人民服務的人，讓他們變成社會活動積極分子、社會公益積極分子”。（《南方都市報》8月12日）
　　之所以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從政府的角度看，激發社會組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表面上是在限制政府權力，因為“重新發現社會”的過程，其實就是政府放權讓利的過程，但事實上，這是在最大限度地為政府“減負”。權力和責任始終是對應的，政府若要把社會中方方面面的事務都大包大攬下來，那任何事情只要出現問題甚至有一點不盡如人意處，政府就會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實踐證明，有些事情政府不僅管不好也不該管，反倒是交給社會組織來做或由社會自治來完成，其效果更好。
　　正如袁岳所分析的那樣，隨著數字化進程的推進和權利意識的覺醒，社會已分裂進入多元化時代，出現了許多“兩難性”的公共管理問題，如果都由政府來做決定，可能“兩邊不討好”。對此，中共中央政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有過精辟闡述，“建立彈性的社會治理模式，其實就是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的初衷”、“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是市場主體，壓力最大的是企業家，面對市場問題時，黨委政府的壓力并不大，做好裁判就好，但在面對社會管理問題時則缺乏彈性，黨委和政府直接面對群眾，成了甲乙方關系。” （南都網7月27日）
　　這樣的尷尬，在勞動關系矛盾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勞動關系矛盾本是勞動關系雙方的事情，是企業內部的事情，但近年來，一些勞動關系矛盾之所以變成社會問題，有的甚至演變成群體性事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過多介入市場微觀經濟的運行，管了太多不該管的事情，以至于原本屬于勞資矛盾的問題，演變成勞動者和政府之間的矛盾。一旦平衡勞資矛盾的自治彈性缺失，地方政府就總要充當疲于奔命的“救火隊員”。
　　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屢屢陷入“越維越不穩”的怪圈而難以自拔，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管了太多管不好的事情。政府管不好，群眾自然有怨言，有怨言的群眾又會通過信訪等途徑表達自己的不滿，而一些地方政府又通過截訪等方式加以阻止，如此惡性循環，一些地方在維穩方面就陷入“剪不斷，理還亂”的境地，這也是社會管理缺乏必要彈性的最直接惡果。
　　說到底，增強社會管理的彈性，意味著政府要向社會放權讓利，即政府應當依法行政，在履行自身職責時堅決做到不缺位，面對超出職責范圍的事情堅決不越位。恪守權力邊界的政府，才可以最大限度地為政府自身“減負”。權力越界的結果是權力承擔一切責任，而社會自治的結果是由社會來承擔一切后果和風險，這正如在市場交易中投資失敗的主體，只會怨自己不夠審慎而不會怪罪政府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