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已有充分的證據表明，不管是20世紀90年代的亞洲，還是當前的美國和歐洲，金融系統都難逃崩潰命運，增長中斷和失業飆升的代價極其沉重。并且，只要某些關鍵點上不能達成國際共識，全球金融改革就會被嚴重削弱，甚至胎死腹中。資金、金融市場和人口的自由流動——從而規避監管和征稅——或許是一種可接受的（甚至是建設性的）防止官方過度干預的辦法，但如果大家競相去監管化，以至拋棄必須的道德和審慎性標準，就會適得其反。
　　當務之急是形成連貫一致的辦法，處置搖搖欲墜的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機構。納稅人和政府不得不出手援助債權人，即使援助會鼓勵過度冒險的行為也在所不惜，因為他們害怕倒閉產生的毀滅性效應會蔓延開來。
　　根據美國法律，取代現行破產程序的新方針是讓倒閉公司消失，而不是拯救它們——不管是通過出售、合并還是清盤。但新方針的成功取決于其他國家法律的配合，特別是英國和其他金融中心的配合。
　　要求監管行動嚴格一致或許并不是必要的。比如，在保護商業銀行免受投機性自營交易傷害方面，英國和美國可以采取不同的方針，但政策目標應該是廣泛一致的。而在其他國家，這一問題也許并不迫切，因為那里的銀行傳統有所不同，交易活動的限制也更多。但總體而言，東道國不應該助金融機構逃脫母國規則所施加的限制。
　　與這些改革緊密相關的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事實上，一個相當合理的問題是現在我們到底有沒有至少堪與布雷頓森林體系或再往前的金本位相比的“體系”。如今，沒人能系統性、一貫性地發號施令，也沒有被正式認可和控制的國際貨幣。當然，由于市場與資本流規模和波動性的劇增，明確且有效的理想國際貨幣機制更加難以實現。事實上，有人說全球經濟是在一個沒有組織性的體系下成長，新興國家也在這樣的環境下發展壯大。
　　但是，被一再忽視的事實是，20世紀90年代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機，根源就在于國際貨幣失序，2008年爆發的危機更是如此。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和亞洲之間持續的互補性失衡非常扎眼。2000—2007年間，美國累計經常項目赤字約為5.5萬億美元，基本上正好抵消掉中國和日本的外匯儲備增量。反之，面臨增長緩慢問題的美國則樂于維持極高的消費水平，這樣的代價是個人儲蓄下降、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并在破滅后留下了滿目瘡痍。
　　任何國家只要能夠自主制定決策，就會偏好于導致長期并最終不可持續的失衡的政策。或早或晚，調整都會到來——有可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國內政策和運轉良好的國際貨幣體系，也有可能是金融危機。
　　不久前，我們還篤定地論證浮動匯率會及時、有序地充當國際調整的媒介，但是在現實中，許多國家，特別是（但不限于）小型開放經濟體，放任貨幣浮動既不可行，也不可取　。可以確定的是，積極參與開放世界經濟需要犧牲一些經濟主權。或者說，為了讓結果更加積極，需要拿出精誠合作的意愿。我認為，可行的辦法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由IMF行使更嚴格的監督，各國需要拿出更嚴格遵守“最佳行動”和一致規范的承諾；IMF、G20或其他機構在強制性磋商后給出直接、公開的建議；獲得IMF和其他信用便利（比如中央銀行互換業務）等方面的資質；考慮在歐洲實施利息或其他財務懲罰或激勵。
　　但是，如果基于過去的失敗的方針效果不夠好，那么也許形成新的貨幣波動方針的可能性就會大增。這一方針要求就合理的“均衡匯率”形成一致，同時允許匯率在一個相當寬的區間內波動，以容納不確定性并讓市場發揮作用。
　　合適的儲備貨幣和充足的國際流動性則是另一大關鍵問題。多年來，一直由美元充當著這一角色（從某種程度上說也包括某些其他國家的貨幣），這引發了諸多關于美國擁有“過分特權”的抱怨。但以丟掉國家競爭力和強大的工業并束縛消費為代價增加其國際收支赤字并不符合美國的利益。而世界其他國家需要這個最大、最強、最穩定經濟體的貨幣所提供的靈活性。
　　有用的儲備貨幣的供應應該是有限的，但同時必須具有充分的彈性以滿足動蕩的金融世界所產生的大規模不可預期的需求。最重要的是，對儲備貨幣穩定性和可獲得性的信心不能削弱，這將凸顯國家貨幣（也可能是一攬子多個國家的貨幣）的可操作性。
　　（保羅·沃爾克是前美聯儲主席，來自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