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任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將于今年6月任職屆滿并已宣布不再尋求連任，但與以往有所不同的是，這次世行行長的甄選已不再由美國人上演“獨角戲”，代表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金磚五國”前所未有地吹響了競奪世行行長的“集結號”。雖然延續了60余年的世行行長人選規則不可能立馬改寫，但改變確已開始，世人清晰感受到了推動國際金融體系重構與新生力量成長的鏗鏘腳步。
　　作為“二戰”之后首次最重要的國際金融會議——布雷頓森林會議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成立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兩大世界性金融機構。根據當年歐美大國間不成文的約定，IMF總裁由歐洲人擔任，而世界銀行行長則由美國人擔任。由此，美國人擔任世行行長的“傳統”就一直延續下來，始終沒有人質疑和挑戰美國人“世襲”行長的“潛規則”。
　　可這一次不同了。就在美國人不容置疑地準備推舉下一任世行行長候選人時，巴西財長曼特加在剛剛結束的2012年首屆G20財政會議上呼吁，世行行長的甄選應當擇優錄取，不應局限于美國人。無獨有偶，南非財長普拉溫·戈爾丹也公開表示：現在是改變歐洲人和美國人瓜分IMF和WB這兩個職務的傳統的時候了。據悉，代表新興經濟體的“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將統一推選出候選人競爭世界銀行行長一職。在187個成員國的世行大家庭中，金磚國家發出此類聲音在世行歷史上尚屬首次。
　　從某種意義上說，金磚國家公開亮明競選世行行長的態度，所折射出的是全球經濟重心正在由西方向東方轉移的客觀經濟現實。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全球經濟格局出現微妙轉變，在歐美國家經濟陷入衰退的同時，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中的影響力卻大幅上升。特別是當前世界經濟GDP增長的近70%由新興經濟體提供，全球購買力的一半來自新興經濟體，并已超過發達國家購買力；不僅如此，包括IMF在內的國際金融機構在融資問題上越來越倚重金磚國家。
　　與經濟影響力相比，新興市場經濟體在世界銀行中話語能量的實際彰顯則成為其角逐行長位置更加有力的籌碼。數據顯示，2010年世行在進行了高達862億美元的增資擴容后，中低收入國家在世行中的投票權份額從44.06%提高至47.19%，中國的投票權份額從2.77%提高至4.42%，一躍而為排名第三的國家。韓國投票權比例也從1%提高至1.6%，巴西和印度的投票權也獲得了小幅增加。與此同時，西方幾大經濟體的投票權比例則出現了相應下降。崛起的發展中國家必然要求在更高層次上更多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然而，建立新秩序很難，打破一種既定的秩序和規則往往更難。雖然近年來由于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損耗了歐美發達國家的大量實力，但無論從經濟總量還是人均值，歐美等老牌發達國家的地位并沒有明顯下滑，新興經濟體固然可以結成聯盟以提高影響力，但要“越界”挑戰美國長期霸占的位置，除了美國可以在世行中自由行使否決權令新興市場國家的行長人選無疾而終之外，美國還可以策動歐洲、日本等同盟力量一起回擊。事實也正是如此。目前，德國在世行中擁有4%的投票權，英、法分別擁有3.75%的票權份額，日本票權額度為6.84%，如果這幾股力量聯合起來，其對新興市場國家所產生的否決力量將更為強大。
　　具體到新興市場國家本身，“金磚五國”能否順利統一推出行長候選人也還很難定論。一方面，五國各有各的國情，各有各的國家利益，短期內挑選出一個為各方所認同的人選，倉促有余，準備不足。去年IMF總裁熱門候選人、墨西哥央行行長卡斯騰斯有望入圍的呼聲不小，但墨西哥所產生的候選人究竟能在世行中發揮多大的作用，連金磚國家也持懷疑態度。另一方面，雖然相對于金磚國家而言中國若能推出參選人將更有競爭力，但在目前世行高管組成人員中，中國已有林毅夫占有一位，其再獲一權位已無任何可能，也為世行規則所不允。更重要的是，對照世行擬定的行長候選人必須“具有經過實踐證明的領導力；具有管理國際化大型機構的經驗，熟悉公共部門”等最新條件，由于林毅夫達不到以上任何一條，自然難以取得候選人資格，中國在世行行長競任中的出局就不足為怪了。
　　無疑，新興市場國家企望競奪世行行長一次成功是不現實的，但國際社會由此強烈感知到了打破世行“潛規則”的一股成長性力量，同時更看到了在金融危機之后世界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背景下改革與重構國際金融秩序的未來希望。依此觀察，金磚國家發出競選世行行長的聲音，所彰顯出的標志性作用遠遠大于實質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