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部務委員會副主席、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湯敏
微型企業和農民等“草根階層”的貸款匱乏問題一直是世界各國面臨的一個難題，對于擁有9億農民的中國而言，更是迫切需要解決。近年來，政府和社會各界對此做了各種努力，但這一頑疾依然難以得到根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部務委員會副主席、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湯敏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指出，要解決微型企業和農民貸款匱乏的問題，將公益和投資相結合的“公益金融”是一個有意義的探索。
“目前的現實是，大企業越做越大，小企業卻越走越難，尤其是在農村地區，農民要想拿到銀行貸款更是難上加難，”湯敏這樣感嘆到，2008年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農村金融服務報告》顯示，我國西部共有高達2645個“零金融機構鄉鎮”，在人均GDP分別是我國1/8的孟加拉和1/4的印度，情況都要好很多。
“傳統金融機構‘扶大棄小’是造成這一現狀的根本原因。”湯敏分析稱，在目前的金融體制中，傳統金融機構是從成本收益的角度“擇優”而非“則需”選擇貸款對象，農村項目自然就成為他們所不屑的“不毛地”。長期缺乏正規金融機構有效的資金補給，農村事實上成了這些金融機構所未覆蓋到的“真空帶”。即使是近來發展較快的小額貸款公司，由于其較強的商業化取向，絕大部分也不愿意去農村，尤其是貧困農村去運作。
“他們不敢貸、不愿貸和不會貸，我們就得想新辦法。”湯敏認為，新辦法就需要“公益”的參與，這在其他國家也有先例。孟加拉國經濟學家、有“窮人的銀行家”之稱的穆罕默德·尤努斯1976年在孟加拉國創立了小額貸款方式，作為一種以城鄉低收入階層為服務對象的小規模的金融服務方式，既是一種金融服務的創新，又是一種扶貧的重要手段。
湯敏說，“我曾多次與尤努斯交流，他開展社會投資、發展‘公益金融’的模式完全是我們可以推廣的。”他補充到，雖然目前尤努斯面臨政治等各方面的壓力，印度等其他國家致力于扶貧的金融項目也開始顯露出一些問題，但這不能抹煞“公益金融”這種模式的意義，將其合理的利用和推行將產生巨大的社會效益。
湯敏表示，社會投資是介于過去“做企業賺大錢和做慈善光投錢”這兩者之間的概念，既實現了一定的社會公益目標，又獲得了一定的回報、具有可持續性，也就是“做了好事不吃虧”。
“其實農村不乏具有穩定收益、能讓投資者不吃虧的項目。”據湯敏的走訪調查，目前中國農村有很多不賺大錢、但能夠跑贏銀行利息并可以大面積推廣的項目，但農戶由于無法獲得銀行貸款，迫不得已尋求年利率高達36%以上的高利貸。“背負如此高利率的貸款依然能夠盈利并長期發展，如果獲得利率合理的貸款，那將是大有可為的。”
對此，湯敏不僅是倡導者，也是實踐者，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目前設計中的主要面向農戶提供貸款的“扶貧保值貸款”就是這樣一個探索。
采訪中，湯敏問《經濟參考報》記者這樣一個問題，“如果讓你提供五萬元或者數額更小的貸款用于農戶脫貧致富，貸款利率是目前銀行存款利率的兩倍，并有擔保方為貸款提供擔保，這樣的投資，你愿意嗎？”
湯敏以內蒙古武川縣一個由全國三八紅旗手領導的、有600農戶參加散養土雞和土雞蛋的合作社為例，說明了扶貧保值貸款的具體操作方式。“這個項目發展的不錯，目前雞蛋已直送人民大會堂，當地想擴大規模、讓更多的貧困戶參與，卻苦于沒有資金，過去六年都只能求助年息30%以上的高利貸。”
湯敏表示，考察中一位農戶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最能說明這一模式的意義所在。“兩位70多歲的老人帶著一個4歲的孫子生活，全家僅靠每月兩百元的政府救濟金生活。”據他介紹，二老從養雞合作社領養了50只母雞，每月能賣600元錢的土雞蛋，但飼料費就高達450元，凈收入十分微薄。“他們希望領養200只雞，每月就能有600元的凈收入，但就缺2000元的投入。”
湯敏為這個農戶算了一筆賬，如果借給他2000元，用當地信用社9%的利息，月息18元，每月純收入就是582元，即使減去還本金的167元(2000/12)，也有415元，對這兩位老人來說，這是一筆大收入。對于放貸人來說，9%的利息是存在銀行中利息的近三倍，即使是減去擔保的3%至4%左右，回報也有5%至6%。
“把錢借給農民，既扶了貧又保了值，何樂不為？”這其實就是湯敏所設想的個人對個人的貸款方式。據他介紹，在國外，這種模式已運營多年；在國內，貸幫、宜信等機構已在小規模進行試驗。
湯敏表示，這一想法的產生也緣于普通大眾目前面臨的保值困境。一方面，高通脹和低利率使他們需要更合理的投資以保值抗通脹；而另一方面，證券、房產等投資渠道因其復雜性、風險性或者較高的資金要求無法成為普通百姓的
理想選擇。他認為，長久以來，普通大眾的資金是通過傳統金融機構用于投資的，金融機構的盈利性使得這種方式無法實現扶貧和保值的雙重目標。“普通百姓的投資需求和農村的資金需求之間需要更直接的對接，扶貧保值貸款就是這樣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