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溫州日豐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現任溫州市煙具行業協會會長黃發靜看來，目前銀行和企業的關系如同醫患關系一樣緊張。
　　2008年金融危機全面爆發后，為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政府加大了對經濟的投資“刺激”，出臺4萬億救市政策。
　　那時銀行手上有大批的錢要放出去，各級銀行都有放貸任務。2009年，溫州地區的商業銀行貸款營銷成了風景線。過去都是企業找銀行貸款，那時是銀行找上門、求著企業貸款。
　　日本溫州總商會會長、浙江特靈輕工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建江說：“那時候如果企業不貸款，銀行取消該企業以后貸款的資格，并說這個企業不會發展，給它幾千萬元、幾個億，它不會用，逼著企業貸款。企業沒有擔保能力，銀行會千方百計地給它撮合互保，甚至幫企業撮合借高利貸。一個億產值的企業經過互保能夠貸款四五個億，企業家就膨脹了，所以就去投資其他行業或者做高利貸。”
　　“當時不需要貸款的企業或者根本沒有貸款資格的企業，都可以獲得貸款。銀行為了擴大放貸規模，企業之間互相擔保貸款方式開始盛行。”黃發靜說。
　　據黃發靜介紹，當時為了拿到更多貸款，溫州幾乎所有企業都陷在擔保關系中。
　　黃發靜表示，在當時的大環境下，銀行總是千方百計，想盡一切辦法讓企業貸款。而一旦出現宏觀調控、銀根緊縮，銀行又拼命地抽貸、限貸、壓貸。然而，企業投資往往有一個較長的周期，而銀行收貸又不能容忍企業分期還，總是逼著你一次性還清。在這種時候，如果企業實力稍微差點，就會面臨關門倒閉的危險。
　　“出現現在的問題，銀行有責任，但不能完全怨銀行。”黃發靜坦言，“企業老板不是小孩子，應該知道自己借錢干什么，有沒有能力承擔風險，而不能一味指責銀行。”
　　“當時由于外部的形勢以及內部的原因，有一部分人確實嘗到了投入房地產的甜頭，這部分人開始‘飄’起來了——‘我賺到一千萬元，我就敢拿一億元的項目；如果有一個億，我就敢拿十個億的項目’，因為貸款容易。”黃發靜說。
　　在實體經濟不好做，勞動力成本提升、人民幣匯率提高的背景下，許多溫州老板就把實體經濟作為融資的工具，把貸來的資金投入到資本高度集中的行業進行資本運作，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煤礦、房地產、股市、期貨等。
　　“然而，2010年下半年政策發生了一點變化，但實際上是180度的大轉變，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轉變為‘穩健的貨幣政策’。國家對房地產行業實行了一些宏觀調控，‘國八條’‘國五條’等限購措施，以前投入到房地產、煤礦的錢由于房地產、煤炭行業走下坡路，基本上都拿不回來了，從而導致了這些企業資金鏈的斷裂。”黃發靜說。
　　黃發靜認為，2011年民間借貸崩盤之前，銀行的猛烈抽貸加劇民間借貸危機。2011年以來，溫州的整個信用體系已處于崩塌狀態。企業不相信銀行，銀行也不相信企業，企業之間也沒有信任。
　　黃發靜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現在銀行和企業的關系就很像當前的醫患關系，很緊張。本來二者應該是雙贏的，金融要以實體經濟為基礎，企業也需要金融的支持和調劑，但現實是雙方互不相信。企業融資越來越難、越來越貴，且銀行一旦發現企業有一點問題就會抽貸，導致出現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