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專家認為，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和糧食安全挑戰，我國應加快推進轉基因糧食作物的產業化，以緩解愈來愈突出的“糧食饑渴”。

    全球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國家25個、品種12個、種植面積1.25億公頃

    產生于上個世紀80年代的轉基因技術是把一種生物品種自身沒有的基因通過特殊操作轉入到這個生物體內以產生這種基因所編碼的蛋白質產品，改變物種的生物特性，已達到增加作物產量和提高其品質的目的。
    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日前發布的全球轉基因作物育種產業化發展的最新統計資料顯示：2008年全球商業化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國家已增至25個，另有30個國家批準轉基因產品進口或進行試驗，涉及玉米、大豆、棉花等12種作物，總種植面積已達1.25億公頃，較產業化初始的1996年增長了74倍，12年間累計種植面積已超過8億公頃。
    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介紹說，經過20多年的努力，我國已初步形成了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到產品開發的轉基因作物育種技術體系。以抗蟲棉為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轉基因抗蟲棉的研究開發是我國獨立發展農業轉基因技術，打破跨國公司壟斷的范例。據不完全統計，抗蟲棉研發的10多年間，國家總共投入約30億元人民幣。截至2007年底，獲審定的抗蟲棉品種155個，推廣應用面積達380萬公頃，減少化學農藥用量約80余萬噸，棉農增產增收累計超過300億元。

    我國未及時研發轉基因大豆教訓深刻，國內大豆產品加工已為跨國公司所主宰

    據了解，自從上世紀我國允許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種植以來，我國政府的態度和行動一直比較謹慎，迄今為止，只批準了轉基因棉花、番茄、甜椒、矮牽牛花、楊樹和木瓜，但尚未批準任何主糧轉基因作物。到目前為止，只有轉基因棉花這一種作物被廣泛種植，而在水稻、玉米和大豆等其他轉基因作物的商業化方面，中國一直裹足不前。
    黃大昉表示，在轉基因大豆的研發和國內外糧油市場的競爭中，我國其實有著十分深刻的教訓。
    他說，中國是大豆種植的起源國，一度也是世界大豆生產大國和出口大國，但是，由于多年對大豆科研和生產缺乏扶植，特別是近年來對轉基因大豆發展的忽視，導致我國大豆技術水平和生產能力嚴重滑坡，年產量僅1000多萬噸，無法適應國內對食用油和飼料產品迅速增長的需求。
    而跨國公司近年開發并壟斷了抗除草劑轉基因大豆的核心技術，這種大豆不僅有利于防除雜草危害，更具有含油率高的優良特性。對轉基因大豆這項高技術我國未予重視，并曾想以不發展轉基因糧食作物為由，利用“綠色璧壘”將國外轉基因產品拒之門外。然而加入世貿組織以后，再也無力阻擋跨國公司的市場擴張，國外轉基因優質大豆如潮水般涌入，2007年數量已達3400萬噸，超過國內產量的2倍，占全球大豆貿易總量的一半，國內大豆產品加工已為跨國公司所主宰。
    “轉基因大豆的教訓告訴我們，惟有發展和掌握轉基因核心技術，提高農業科技創新能力，推動農業產業結構的升級，才能保障我國農業持續穩定的增長。”黃大昉說。

    轉基因產品已為越來越多的農民和消費者所接受

    隨著轉基因技術的出現，關于轉基因產品是否安全的爭議就從未中斷過。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信息中心副研究員熊燕等人表示，到目前為止，轉基因食品的營養作用、對抗生素的抵抗作用、對環境的威脅等問題尚未得到證實或解決。轉基因食品尚未能從科學原理上被證明完全無害或確定有害。此外，轉基因技術使不同物種的基因相互融合，而對其后果卻無法控制，因而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引起生物安全上的問題。因此，轉基因作物的商業種植發展前景中依然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
    一些專家表示，中國其實已經開發了多種轉基因水稻，田間試驗顯示它們能提高產量和減少殺蟲劑的使用。但是正是由于對生物安全方面的擔心，政府拖延了對轉基因水稻的產業化。
    黃大昉認為，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基于對糧食安全問題的深刻反思，在轉基因技術發展政策上逐步取得了共識。伴隨實踐的積累和生物安全管理的日趨規范，公眾對轉基因安全性問題的認識也逐步走向科學和理性，轉基因產品已為越來越多的農民和消費者所接受。
    記者在天津、北京等地大型超市和農貿市場采訪時發現，廣大市民對于轉基因食品持無所謂的態度居多。天津市民王先生告訴記者，色拉油很多就是用轉基因大豆榨制出來的，而且，一些太空辣椒、黃瓜、西紅柿等果蔬也漸漸進入人們的生活，因此，購買轉基因食品我沒有心理障礙。北京市民劉興也表示，他對轉基因食品不會太排斥，會嘗試買一下。
    關于轉基因作物的安全性，“863”現代農業技術領域專業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寧強調說：“轉基因食品美國人吃了十幾年，從來也沒聽說美國人吃了這種食品就怎么樣了，難道中國人的體質就這么嬌弱嗎？另外，中國人食用的豆油，很多就是轉基因大豆榨制出來的，也沒見有人怎么了。這些都表明，轉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李寧認為，作為人口大國，我國糧食安全問題始終存在。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糧食安全隱患也會越來越突出，加大以轉基因技術為代表的生物技術研究已成為中國中長期內的必然選擇。

    轉基因技術培育超高產農作物新品種是確保我國糧食安全的有效途徑

    中國生物技術發展中心今年6月公布的一份報告認為，預計到2020年，我國人口將達到14.5億，糧食產量必須達到6.3億噸。這意味著我國必須在現有產量基礎上增加2億噸。在耕地不斷減少、水資源短缺的情況下，要實現這一目標，糧食單產必須提高40%-60%，利用轉基因技術培育超高產農作物新品種是最有效的途徑之一。
    專家們表示，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和糧食安全的嚴峻挑戰，我國應下決心推進轉基因糧食作物，特別是高植酸酶玉米和抗蟲水稻的產業化。
    為了推進轉基因玉米和水稻的產業化進程，黃大昉建議政府主管部門改進決策程序，毫不遲疑地批準相關成果的推廣應用。在推進過程中，還應特別重視產業化機制的創新。
    黃大昉表示，我國農業企業目前相對規模較小、經濟實力不強、研發力量較弱，特別是“產學研”的分割和“產業鏈”的斷裂已成為農業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最大軟肋。因此，從實際出發探索建立轉基因技術成果轉化和市場開發的新機制、新途徑，是我國轉基因育種產業發展必須突破的瓶頸。
    熊燕等人認為，針對影響我國轉基因農作物研發與產業化的主要問題，首先要理順管理體制，實行統一管理。在對國內外政治、經濟和科技等多因素綜合分析的基礎上，果斷地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轉基因作物產業發展政策。
    第二要選準突破口，積極推進轉基因技術的產業化，例如轉基因抗病蟲水稻技術成熟、效益巨大，迄今未發現安全性問題，無疑是我國大宗轉基因糧油作物產業化的首選。此外，對集飼料、糧食作物于一身的玉米也需給予高度重視。
    第三要以科學分析為根據，修訂轉基因生物的安全評價與管理條例。轉基因作物涉及品種繁多，不同轉基因作物帶來的環境安全、食品安全和經濟安全后果有所不同。因此，要嚴格建立實驗室試驗、中間試驗、環境釋放和商業化生產的轉基因作物研發、生產評估體系。
    第四要繼續增加科研投入，保障轉基因農作物和農業生物技術的可持續發展，以形成我國自主的、可控制的轉基因作物商業種植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