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業在比許多國有企業更困難的環境條件下卻創造出比國有企業更好的經營業績，為躺在“等靠要”上吃老本的國企樹立了自強不息的榜樣。而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金融體制的改革和創新，加快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大幅度提高直接融資比例。
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耐人尋味。今年1至5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年主營業務收入500萬元以上）實現利潤同比下降22.9%。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同比下降41.5%，股份制企業、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均接近平均水平，分別為同比下降24.1%、22.4%，獨立不群的是，集體企業同比下降僅0.7%，而私營企業則不降反增，同比增長2.4%。
反差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國家4萬億投資，銀行6萬多億貸款，大多不是投向了國家立項的大項目或流進了國有性質的大企業嗎？為什么見效的不是國有或國有控股的大企業，反而是救市資金并未問津的民營中小企業呢？反過來說，如果國家的4萬億、銀行的6萬多億相當部分都投入或流向了民營中小企業，那么，經濟復蘇的效果是不是會比現在更好一點呢？
盡管從應急的角度來看，抓大比抓小似乎更容易收到遏制經濟下滑勢頭的效果，但從以往的實踐效果來看，60%的GDP、50%的稅收、75%的就業機會并不是來自大型國企，而是中小企業。在這里，抓大和抓小所投入的成本和收益是不成正比的。現在看來，4萬億＋6萬億也不排除存在相當程度的浪費。事實上4萬億投資相當一部分所投向的并非新增項目，而在有些國有企業，國家和銀行的注資甚至不過是在一定程度上為他們抵消了以往發生的或正在發生的壞賬，未必意味著新的價值和效益的產生。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這樣的話，無論是GDP還是利潤表，呈現的將是另一種讓人耳目一新的格局。
金融危機作為客觀的外部市場因素，對經濟的影響是全局性的，不論是國企還是民企都不可能幸免于外。但同樣由于經營不善而虧損，民營企業東星航空不得不走上破產清算的道路，甚至連戰略投資者和債權人申請破產重整的要求，也在非常困難地尋求法律的支持，東方航空(600115,股吧)卻由于出身國企而在獲得國資委70億元的注資之后還得以吸收合并上海航空。它至少說明，優化民營企業經營的環境不僅存在理論上的必要性，而且在現實中更有其迫切性。在產業政策對號入座地向國企傾斜和金融資源進一步向國企集中的條件下，一些大型國有企業集團憑借政策和資源優勢，不計成本地跑馬圈地，中央國有企業收編地方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收編民營企業方興未艾，不僅令相關領域躍躍欲試的民企不寒而栗，萌生退意，而且也使得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窄。在一些壟斷領域，上游的高額利潤被國企集團寡頭高度壟斷，下游產成品價格又遭到行政管制，大批地方中小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要么被迫倒閉，要么尋求國企大集團收編，甚至在競爭領域的輕紡業、服務業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國進民退”的一幕。
民間資本因先天不足而存在諸多缺陷，但在民間資本不得不過多地見風使舵和見縫插針的同時，也摻和著一些復雜的體制因素。尤其是在地方政府與民間資本之間的利益博弈過程中，無可否認，你有你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有我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旦發生了問題，就把民間資本當成禍水，就因噎廢食，就“國進民退”，這顯然并不是對問題的正確認識，也不是不出問題的保證，更不是解決問題的科學態度。不難設想，如果沒有民間資本的活躍，也就沒有中小企業，沒有市場競爭。而如果原來計劃經濟時代“一統就死”的某些弊端卷土重來，勢必造成市場經濟活力的嚴重窒息，越來越遠地背離經濟改革的市場化目標。這絕非中央政府啟動4萬億投資和振興經濟整體規劃的本意。從長遠戰略取向來看，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錯。
原本就先天不足的中小企業，在金融危機的巨大壓力下，占我國全部銀行的貸款金額比重卻從22.5%降到了今年一季度的15%，他們所面臨的困難是難以想像的。不知有多少中小企業由于資金周轉困難而緩不過氣來。而這種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結果的產生，跟銀行貸款上的風險偏見也是分不開的。央行信貸政策的放松并未真正解決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惜貸的問題。大量的銀行信貸寧愿冒著巨大的市場風險流向房地產市場，對于中小企業的燃眉之急卻隔岸觀火，這不僅有著銀行本身經營觀念和經營機制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金融體制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金融體制的改革和創新。除了商業銀行要面向中小企業，加快貸款品種和服務手段的創新之外，當務之急，一是放寬對民間投資準入和民間借貸的限制，加快發展面向中小企業的中小銀行，二是推出創業板，擴大中小板，大力發展私募股權基金，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大幅度提高直接融資比例。
春在溪頭薺菜花。中小企業在比許多國有企業更困難的環境條件下卻創造出比國有企業更好的經營業績，不僅為躺在“等靠要”上吃老本的國企樹立了自強不息的榜樣，同時也在某種意義上進一步說明，中小企業的崛起才是經濟復蘇的真正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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