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我注意到您最近在一個會議上講，以內需啟動經濟不應是一時的應急之舉，而應當是一種常態。請您就這個問題作一個簡要的分析。

　　李義平：我之所以這樣講，是因為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們的基本國情。我們國家幅員遼闊。亞當·斯密就曾經指出，中國不同于歐洲，歐洲必須重視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中國不僅要重視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還必須重視省與省之間的貿易，巨大的國內需求就可以支撐巨大的產業。發展經濟學的研究也認為大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同于小國。二是基于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的教訓。一國如果把經濟驅動力的重點放在外需上，一旦外需出現問題就會措手不及，非常被動。三是啟動經濟是在經濟出現嚴重下滑時再開始發力，這就像汽車停下來再啟動一樣，消耗的能量要大得多。據此，我以為以內需帶動經濟發展應當是一種常態，而不是情急之下的舉措。在當前，啟動內需與把內需作為一種常態并不矛盾。

　　記者：以內需拉動經濟發展選擇什么樣的著力點才能效果最好呢？

　　李義平：以內需拉動經濟的著力點應當是消費拉動。政府政策直接發力的通常是投資，但投資最終要消費。這是因為：一、經濟運行過程包括四個環節，即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只有進入消費，整個生產過程才算完成。消費是生產的動力。凱恩斯說，如果不消費生產還有什么意義呢？歷史上最初的經濟發展正是以需求的擴張為前提的。二是投資需求是中間層次的，是引致性需求，消費需求是最終需求。我國的實際情況證明，如果投資形成的產品最終不被社會所接受，就會造成重復建設、產能過剩、資源浪費、債務增加、經濟蕭條。三是以消費拉動經濟發展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在市場經濟的體制下消費者就是上帝，企業的生產目的就是調動消費者的消費欲望。從實際情況來看，歐美發達國家居民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在70%以上，我國居民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僅為46.9%。四是以消費拉動經濟還在于本次危機與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我國產品的消費市場沒有受到多大影響，這一次受到的沖擊比較大，我們必須建立起有效的消費市場。五是以消費拉動經濟發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設和諧社會。

　　記者：對于政府刺激經濟你有什么評論？

　　李義平：政府可以在啟動內需中發揮作用，但一定要適度，不能反應過度。要認識到危機本身就是市場經濟特有的調節機制，是一個強制調節的杠桿。強制性的淘汰激勵創新，調整和提升結構。如果一遇經濟下滑就馬上反應過激，過度刺激，那就會把本該通過蕭條解決的問題包下來，從而產生更大的問題。以美國為例，美國這次經濟危機與2001年互聯網泡沫破滅有關。當時泡沫破裂，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但那次衰退時間很短，實際上只有一個季度的衰退，因為美聯儲用降息來刺激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被刺激起來，阻止了經濟下滑，但代價是本次更大的危機。經濟學家熊彼特說過一段對此時此刻的經濟調整特別具有現實意義的話，針對如何治理經濟蕭條，他說：“只有讓它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為刺激帶來的復蘇，都會令那些在蕭條中看來能完成調整的剩余問題更加嚴重，從中又會產生出新的問題，再造成一次更嚴重的商業威脅”。
　　為了長遠、為了高質量地啟動經濟，政府的功能發揮要嚴格地從市場經濟的要求出發。據此，政府刺激經濟的取向一是生產領域的基礎性建設，包括水、電、運輸、環保、技術創新，特別是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旨在給生產創造一個良好的產業環境。二是社會保障系列，包括醫療保障、養老、教育等，旨在讓人民群眾無后顧之憂地消費。不要過分涉及具體產業。對于產業結構的調整，政府可以有所作為，但要相信市場，相信市場同樣會有所作為，會作出正確的選擇。
　　僅僅有政策性刺激是不夠的，還應當高揚改革的旗幟，打破壟斷，遏止地方保護主義，向民間資本開放廣泛的投資領域，讓政府的直接投資充分發揮積極效應。

　　記者：您認為長遠地看，我國宏觀政策的著力點應當是什么？

　　李義平：長遠的看，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設計應當著眼于經濟發展，始終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縱觀市場經濟國家的歷史，無通脹的高速發展幾乎是不存在的。經濟運行通常有兩種情況：一是經濟高速發展，各種要素的價格上揚。原因在于經濟高速發展時對各種生產要素有強烈的需求，自然會拉動價格上漲，但此時工資也會增加，人們照樣買東西，經濟依然繁榮，政府要作的只是對低收入人群的適當補貼(此時財政收入也較多)。另一種是經濟緊縮，物價指數下降，但此時工資也下降，大家缺少信心，不敢消費。所以實行緊縮政策一定要慎之又慎，一旦把經濟緊縮下來了，再要啟動就很難了。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初，美國為了治理通貨膨脹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雖然通脹降下去了，但卻是以經濟衰退為代價的。我們一定要汲取歷史的教訓，不能讓這種情況在我們這里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