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珍妮特·耶倫 艾倫·布林德 出版：法律出版社

    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經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令人驚艷的繁榮很有可能成為衡量經濟好壞的標準。那時，美國平均經濟增長率達到4%；失業率降到了4.1%；而平均通脹率僅2.9%。當然，最受矚目的但也許也是最沒有用的統計數據是道瓊斯指數，從1990年的不足3000點飆升到了2000年的超過11700點！

    美國經濟那時為什么會發生“高就業、高增長和低通脹”如此奇妙的事情？人們是否可期待此種經濟轉好能持續下去？最為關鍵的是，人們應從那段歷史時期中汲取哪些經驗和教訓？由美聯儲百年歷史上第一位女性掌門人珍妮特·耶倫和普林斯頓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的創始人和聯合主任、暢銷書《當音樂停止之后》的作者艾倫·布林德合著的《令人驚艷的十年：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宏觀經濟經驗與教訓》，用大量計量模型、歷史沿革以及理論框架縱橫理性分析這些問題，并給予了帶有“耶倫和布林德特色”的答案。

    耶倫首先是經濟學家，其次才是美聯儲的官員。早在1985年，耶倫還只是美國伯克利大學的副教授，但在之后的20年她歷任聯儲理事、比爾·克林頓總統的經濟顧問，舊金山聯儲主席。從學者向政府決策參與者的身份轉變使得這位“新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對政策的積極作用產生了更強的信念。中國古語云：“鴛鴦繡取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大意是說，作為內行，往往只把“令人驚艷”的一面展現出來即可，個中奧秘不足為外人道也。與此相對應，英語中也有“內部的局外人”(inside outsider)的說法，意思是由于在內部，所以能洞察到更多事實；又因為在局外，可保持客觀立場。耶倫和布林德合寫的這本書，也真具有這樣的趣味和視角，特別在以“內部的局外人”的視角幫助人們了解美國當時經濟繁榮時期的決策邏輯和政策思考方面。

    耶倫和布林德在回顧九十年代美國經濟，并分析當時對整體經濟狀況有影響的主要財政和貨幣政策、政治事務和偶然事件時發現：“令人驚艷的十年”的形成包括了至少三個相互影響的原因：其一，克林頓政府繼承了配合貨幣政策的可控的預算赤字削減政策；其二，八十年代的放松管制和自由主義政策逐步對經濟市場發揮作用，加上可信的貨幣政策和科技革命帶來的生產率的迅速增長，幫助實現低通脹；其三，1998年發生金融危機的東南亞，以及俄羅斯都需要美國貨幣政策的幫助（低利率），東南亞金融危機導致了對美元的重估，幫助控制了通脹。

    耶倫和布林德深入研究還發現，“令人驚艷的十年”大概是從1992年、1993年開始的，其當時在一系列有利條件和內外部有利環境下應運而生。得益于1990年預算協議，重塑財政自律的過程已準備就緒；貨幣政策堅實地推進經濟增長；許多美國產業已經歷了深度重組；經濟增長勢頭良好。更為幸運的是，在克林頓和艾倫·格林斯潘帶領下的美國政策制定者，很明智地利用了這個機遇繼續整頓財政并維持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直到1994年初。緊縮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的組合，不僅推動了GDP的增長，而且使投資迅速變成GDP增長的支柱。

    民間有句諺語說：“我寧愿靠運氣而不是靠能力。”當時的美聯儲顯然兩者兼有。由此，但凡談及“令人驚艷的十年”繁榮的原因時，不少經濟學家也都不可避免地提及“運氣”，但耶倫和布林德并沒有對“運氣”做較為籠統的歸因，而是使用美國經濟的兩大宏觀經濟計量模型，即美聯儲自創的FRB-US模型和圣路易斯宏觀經濟咨詢機構(Macroeconomic Advisers)獨家的WUMM模型等工具模擬計算，將重點聚焦到不同時期的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及結構轉型等更為具體的可量化、可分析、可推演的研究對象。例如，他們把1993年的預算協議作為美國財政形勢的轉折點，探討了當時削減赤字的財政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溫和的通脹和積極的債券市場反應等等各個變量之間的關系，通過多種理論假設和邏輯推理，逐一驗證過往一些孤立的解釋和模糊的歸因，最終整理出一套邏輯上自洽和有一定說服力的理論框架。

    事實上，耶倫和布林德對上世紀九十年代美國經濟的解讀和分析，是為了真正了解那“令人驚艷的十年”的原因和政策方法的可復制性。設想政府可以在提高醫療和養老等福利的基礎上，又將教育、公共服務等同時改善，且維持穩定的通脹和良好的就業，保持穩健的經濟增速，此種看似“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事，如果曾在同一時期真實發生過，那么對這一期間發生的每個關鍵政策、政治事件和偶然因素的嚴謹論證，對研究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是有益的啟迪。

    親身參與實際決策的研究者，在回歸研究界之后的總結和反思，之所以格外有參考價值，是因為實際參與決策的過程，讓研究者能“接地氣”且有實感，使這種反思和分析更為獨立，也可以從事后政策評價者的角度來系統梳理和分析，找到經濟政策的內在邏輯。耶倫和布林德認為，“令人驚艷的十年”中有五個方面的經驗很值得未來的決策者借鑒。

    第一條經驗，緊縮政府預算并且一定程度上放松貨幣政策可壓低實際利率，創造一個刺激投資的宏觀經濟環境。所產生的高投資率之后會推高生產率和實際工資水平。

    第二條經驗與“我們通常認為緊縮的財政政策未必一定對經濟增長造成傷害”的觀點有關。原因是擴張的貨幣政策可抵消任何由預算削減和增稅帶來的需求減少的影響。但1993年的預算協議似乎做到的不止這些，它似乎在沒有放松貨幣政策的情況下就做到了刺激總需求的增長。由于預期未來赤字下降拉低了當時的長期利率水平，看起來，債券市場似乎為美聯儲完成了這個工作。

    第三條經驗，設計良好的財政政策能有效地限制支出。1990年的《財政預算執行法》設定了支出上限以及現收現付的規程，是那段歷史中最重要的一個例子。

    在簡單夸贊了好的制度的作用之后，兩位作者急于想補充一個觀點，那“令人驚艷的十年”似乎也讓一個曾被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在20世紀70年代就消亡的觀點復活了。他們的第四條經驗就是微調在現在看來至少是可能的。如果不是，大家便想想格林斯潘從1992年起到底做了什么——實際上，人們把格林斯潘視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微調者。然而同樣，聲稱一個事情可能實現，并不是斷言它可輕易地或者經常實現。成功的微調需要技巧和“運氣”的完美結合，這種組合很少同時出現。格林斯潘曾同時充分擁有了兩者，其他人則一個也沒有。

    第五條經驗，要得到好的宏觀經濟結果，央行應有合理的目標，這一目標應包括抑制通脹率和失業率。在那個十年期間，格林斯潘領導下的美聯儲顯示出其更傾心于經濟增長，和德國央行或今天的歐洲央行等只追求物價的穩定的行為相比，美聯儲對經濟增長的傾心程度更甚。誠然，九十年代后期有利的供給沖擊很大程度上修補了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的政策缺口：雖然他們允許總需求高漲，但通脹率下降了。

    今天，雖然美國經濟復蘇的勢頭已初露端倪，但耶倫所面臨的環境并不比前任伯南克輕松。QE的削減雖已按部就班地展開，但失業率的快速下降卻使得前瞻指引框架必須做出大幅的調整。引導市場對升息的預期、協調美聯儲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FOMC）中“鴿派”和“鷹派”官員們的觀點，以及在加息展開后如何維持金融系統的穩定都將是落在耶倫肩上的挑戰。巴菲特在今年股東大會上曾強調，伯南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的政策是卓有成效的，可說是應對金融危機的英雄，但這樣大規模的量化寬松和應對金融危機在美聯儲歷史上也是沒有先例的，因此，這場大戲如何收場，現在誰也難以預料。而量化寬松大戲收場的責任，落在耶倫身上。

    那么，在度過了金融危機的艱難日子后，今年以來復蘇勢頭強勁的美國經濟會重新開啟一段高增長低通脹的好日子嗎？耶倫能在方政策協調與理念平衡之間找到她的歷史機遇嗎？這倒真要看運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