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秦暉先生結緣于2009年，在南京的鳳凰臺飯店，他與我的領導談論起“中國奇跡”的根源，把同處于轉型期的中國與南非做了一個綱舉目張的比較。他的邏輯極是縝密，視野極其寬廣。他對人的說服，不是蘇格拉底式的，也不是孔夫子式的，是把一個命題掰開來，讓聽眾一眼就能看清楚里面的五臟六腑，以及系統各部分之間的正負反饋機制。這是“秦暉式的說服”，是用科學的精神來做人文研究。

　　我的領導提議編選他一套文集，秦暉先生慨然允諾。首先是索爾仁尼琴的《紅輪》。在我與秦暉先生的通信中，他談到一部在中國出版界流浪了十年的奇書，毫不諱言其間的風險與經濟壓力，問我有沒有興趣。我原來只讀過索氏的《古拉格群島》與那篇著名的演講詞《為人類而藝術》，對索氏的評價是大師級的，但對“俄羅斯的良心”這個贊譽沒有太深的認同感。讀罷《紅輪》數十萬字，我動心了，準確說，是心臟成為一盆燒得熾熱的炭。

　　《紅輪》奠定了秦先生與文藝社的合作基礎。接著便有了《共同的底線》與《南非的啟示》。

　　說兩則花絮。《共同的底線》上市半個月后，我的一個朋友打電話給我，談到這本書，問我有沒有讀過，我說我是責編。他愣了，半晌不做聲，估計是在翻書的版權頁看責編署名，半天才呼哧呼哧喘著氣說，“在我看來，你編這樣一本書，勝過編十本得大獎的長篇小說。向你致敬。也望你戒驕戒躁，趕緊編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

　　另一則花絮。還是那天黃昏。我與秦暉夫婦在一家烤鴨店聊了三個多小時。其間談到劉小楓。劉氏的轉向，是現實投機還是思想衍變之結果？前者好理解，后者讓人狐疑。秦先生說，“一個有效的法子是：這種180度轉向，在邏輯上是要求自我清算的，轉向者要給出具體嬗變過程，不能宣稱是頓悟式的，因為不是在討論宗教情感。”

　　我的疑惑是，“同一個人的不同階段是否也能成為孤島，猶如毀壞的立交橋墩，彼此相望，又無從言說？”

　　我的榆木腦袋讓秦暉先生倍感頭疼。他揮舞起手臂，為那些被他說出的句子打起拍子，聲音也越來越大，是金石相擊的鏗鏘之聲。食客紛紛側目，以至于金雁老師不得不拿筷子敲了下他的碗，“不要嚇著孩子了。”秦暉先生這才恍然，不好意思地嘿嘿低笑。這是一個孩子般的笑容。他側望妻子，那雙隱藏在鏡片后原本刀子一樣的目光，瞬間化為繞指之物。

　　這個男人有著我所不知的深情一面。

　　他深愛他的妻子。這讓他理性的思辨更有說服力。

　　吃完飯，寫出了《倒轉紅輪》的秦太太金雁老師打包了烤鴨，說，“我拿回去明天吃，別浪費了。”她的另一只手攙扶著丈夫的胳膊，兩個人深一腳淺一腳，走進被霧霾籠罩下的北京。有霓虹逐一亮起，猶如一團團火。

　　說真的，看著他們互相依偎的背影，我的眼淚都幾乎要流下來。這是當代中國一對最頂尖的學者夫妻。